关于《吸毒是我最后悔的事》一文的第二篇手记。2002年底，小琴小明来北京结婚，结果被蜂拥而至的媒体记者"吓"着了，没下火车。后来才知道，吓着的不是她，而是其他的人。
谁在利用"艾滋女"
11月18日，在完成对贵州"艾滋女"小琴的第一次采访后，我在成都又做了两篇稿子，21日才回北京。24日贵州当地媒体传来稿件，说小琴小明已经坐上了来北京的火车，照片上的他们戴着墨镜，不过还能看见笑容。
本来我以为媒体关于这事的报道到此也就应该差不多了，因为小琴小明同居已经4年多，在贵阳已经拿到了结婚证，举办婚礼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没想到这事被炒的越来越热，连一直想拔身在"爱情"之外的我也无法推掉那让我至今仍耿耿于怀的采访任务--26日到西客站接小琴。这个"接"说白了就是把自己之前对这事的种种看法庸俗化：你不是说你看到了事情的本质吗，你不是说你要跳出这个框框吗，好吧，像狗仔队一样疯狂吧！
我本来已经找了个借口，把这个采访任务推到了另外一个同事身上，但是她对艾滋病、对这件事情几乎一无所知，联系不上相关的人，连小琴长的什么样都不知道。看她麻烦的样子，我想算了，还是去吧。
那天早上结果出人意料，小琴在火车到站45分钟后一直没有下车。具体的采访经过在我那篇27号见报的稿子《"艾滋女"，你准备好了吗？》中已经写得非常详细，在此不再赘述。只是想补充一些无法写进稿子里的东西。
当许多记者在站台上等候小琴下车时，从别的车厢聚过来几名外地记者，他们多数是从中途上来"堵"这件事的，不过并没看见小琴。除此之外，还有南方某省电视台一位记者。
这位记者知道我是北青报的后，问："你当时采访小琴时认了多少捐？"我有点不明白："认捐？认什么捐？"他做了个数钞票的动作："就是给钱啊。我们到贵阳去找了两天，都没有采访到小琴他们，后来联系上了能找到他们的人，说是他们俩现在没空接受采访，除非我们认捐。"
我问："你给了多少？"他说："1000块。"
我又问："你给了？采访到他们了吗？"他愤愤地说："不给怎么办？我给了钱后，很快就采访到了他们俩了！"
我没问钱是直接给了小琴小明还是别人，无论哪个答案都让人接受不了。
等待期间因为小琴一直不下车，接站的某协会来人非常不耐烦地跟我们交涉："你们是哪家单位的？你们先走吧，要不她不下车，我也走不了。"我的同事说了报社的名字，她马上就变了脸色："你们在报上说我们要给他们举行婚礼，谁告诉你们的？"
我说："这事情最早是贵州某报先报道的，他们的消息来源是你们在贵阳的成员单位，现在这个记者还和你们的人一起在车上，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他。"这个女人说话非常不客气，一脸不屑地瞪着我："贵州某报报了是他们的事，你们是在抄袭，别有目的！""抄袭"俩字让我非常难受，对记者来说这俩字几乎就跟被扇耳光一样恶劣，我毫不客气地跟她说："什么叫抄袭？我们有什么目的？如果这不是我们的工作，谁有工夫大清早跟你在这费劲，有目的的不是我们！"
她后来口气变软，说："我刚做了手术一个月，身体现在也不好，你们老不走我也走不了。"但是她恶语在先，在场的20多名同行没人搭理她。5分钟后她悻悻离开。
那天我们到底也没有见到小琴，她跟着火车进了车库。但是京城另外一家媒体的记者，在列车启动前终于溜上了车。
回来以后我花了一天的时间，也没找到小琴的下落。其间接到一个在贵阳采访时打过交道的人打来的电话，旁敲侧击了半天后，问今天早上有多少家媒体去了车站，分别是哪些。我问你问这些是什么目的呢？她说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我说那我也想了解一下小琴现在在哪儿，是不是已经到了住地。她开始说她也没有跟小琴她们联系上，后来才说她们刚刚联系上，反正前言不搭后语。我知道她是来探我虚实的，所以敷衍了几句就挂了电话。
在电脑前呆坐了一个多小时仍不知道该怎么写这篇稿子，后来还是决定把点落在"小琴没有下火车"上。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我想它多少能反映艾滋病人群在面对媒体镜头时某种微妙的心理变化；我还想善意地提醒像小琴这样有家人、朋友的普通艾滋病感染者，在曝光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清楚，因为面对媒体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篇稿子发在了焦点版上，我认为这是在我当时所拥有的条件下能做出的最到位的一篇稿子。
当天晚上8点半，也就是我敲完稿子后五分钟，忽然手机响了。"你......是层（曾）记者吗？"我一听她把我的姓念错，就知道是小琴打来的电话，她在贵阳时就弄不清我姓的读音。在贵阳时我给过她一张名片，说如果有困难就给我电话，但是当电话终于响起时我还是很惊讶："小琴，你好吗？"
她也惊讶我怎么一下就知道是她。我问她早上怎么没下火车，是不是害怕记者来的太多。她说没有啊，她一直没觉得记者怎么样，倒是身边的人觉得记者来的多了，不让她下车。这话和我原来的想法几乎完全相反！
我终于还是忍住没有问她关于采访收钱的事情，只是问："你现在怎么样？"她说："不是很好，他们不让我们出去，连吃饭都要在房间里吃。我们觉得很无聊，原来以为来了北京能好好看看，结果今天我就在北京街头就走了不到5米，还是偷偷到饭店旁边的小摊上买东西。"
我说："谁不让你们出去？"她说出了某协会的名字，当然还有别的人："他们说我们不能接受记者的采访，所有的事情到29号的研讨会上去说。我们只有在房间里呆着，又太闷了，只能偷偷地给你电话。"这时小明接过电话："曾大哥，我们真是很无聊，来北京一天了，哪儿都不能去，连天安门广场在哪儿都不知道。"
我说："那要不要我开车来接你们，去天安门广场看看？"那边马上很高兴地答应下来。我当时已经知道他们住哪儿了，因为手机上显示的总机号码我非常熟悉。约好9点20在大堂里会面，小明还特意提醒我："只能你一个人来啊！"
这样稿子必须得做修改了，考虑再三后，我只在最后加上我和小琴已经取得联系的事实，以及她对早上没有下火车的解释，别的说多了我怕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然后我就开车准时到了那里，结果小琴他们刚露面就好象碰见了跟他们在一起的人，只得怏怏地回去。我躲在一旁看着，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后来我又在大堂等了40分钟，等到10点没有再见到他们出来才离开。其间贵州某报记者走出大堂，晚上9点多钟出门还东张西望。我当时正坐在大堂里面的沙发上，她扫了这边一眼，但是没有认出我。
第二天早上从8点开始，手机就在疯响，开始都是同行，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是看了当天的报纸后打来的，问的都是相同的问题：你怎么找到小琴的？她现在在哪儿？其实他们也知道我是不可能说的。那天是报社羽毛球队每周例行活动的日子，但是我每隔几分钟就要接一个电话，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又捅什么漏子了？"
10点多钟，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将小琴他们邀请到北京的某协会打来的，还是那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在哪里跟他们联系上的？"我说这个不方便告诉你。那边还是那么不客气："你们怎么可能和小琴他们联系上，明明就是在编造！骗人！"--听他这么说，我倒放了心，看来他们并不知道小琴小明偷偷和我联系的事情。
我说："如果您一定要这么认为，那您直接到我们总编那里告我好了。"说完就挂了电话。很少这么无礼，但是对这样一点没有道理可讲的单位，我实在没有奉陪的兴趣。那边电话还在疯打，我不理它，继续打球，后来一看，未接电话一共有8个，都是那边打的。
后来央视一个栏目的同行给我电话，说："我真没想到还有人能把他们找到，某协会现在几乎是封锁消息，你太有本事了！"说得我一点也笑不起来，因为我"找到"他们的办法，不过是接了一个令人觉得郁闷的电话。
这件事做到这个份上，我已经觉得越来越无聊了。本来好好的事，谁知道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小琴小明、媒体记者、某协会都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想来想去都只想出两个字：无聊。
11月27日"艾滋女"报道出来后，很多卫生部门的人给我电话，说那么多报纸里面，只有你们一直没有讲爱情，而是讲吸毒，这才是最真实的根源，而在有关贵州"艾滋女"的报道中，我同样坚信自己的稿件就是做得最好最真实的！（西祠上有关南方周末和我那篇稿子的不同意见，后来还有贵州同行上来骂我，对这样的人，我只想给他一芒果！我用不着去说服谁，我一向不是很在意同行的看法，我在意的是读者的看法。）
后来我得到确切消息，有关部门对某协会一些炒作的做法非常不满，已经跟他们提出了交涉。他们自然把责任都推到了媒体身上，说他们从来就没有安排什么婚礼，都是媒体乱炒，他们只是请小琴小明来参加研讨会、学习班。交涉的人看来也不含糊，反问说你们花了那么多精力折腾这事还派人去接他俩，就为了请别人来参加一学习班？对方顿时哑火。
我这时也大概知道，小琴他们的婚礼不会再有了，他们自然也无法参加12月1号那天与青少年有关的宣传教育防治艾滋病的活动了。倒是濮存昕老实，知道这些后仍给小琴他们写了一封信发给了我，鼓励小琴小明一定要戒毒。要在前几天，该又被炒成热点了，就像去年他写给黎家明的那封信一样，而这次我们只把它发在不显眼的内版竖栏里。
马上就有了相关风声，今天已经开始有同行跟我打听婚礼是不是取消了。我说反正都是个形式，别死盯着人家两口子，干点别的事去吧。我做的别的事就是打了一晚上游戏，然后给自己洗了个冰冷的脸。
不知道小琴小明还会不会和我联系，也不知道他们现在看过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了没有。
200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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