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天很冷，冷得让我突然间想起了几个人，几个现在已经无法体会这世间温暖的人。他们都死在了2004，他们之间互不相识，他们此刻都游走在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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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李洪山
10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已经睡了，手机忽然响起。一看，号码不熟悉，就没搭理。那边也没再打，过了几分钟，却发了一条短信过来："刚刚接到法院内部消息，明天开公判大会，死刑，立即执行......"冰冷的一行字让我睡意全消。
第二天上午11点多，报着侥幸的心理，给那边打了个电话，却不知道该说什么。那边察觉了我的犹豫，先说了："毙了，上午点多就没了。"我心里一沉，叹了一口气，挂了电话。
事情要从7月底说起。当时我刚从山东做完下跪的副市长一事，在回北京的路上接到河南一位同行的电话："这里有个案子，我们报不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一问，才知道西华今年出了起杀人案，老干部局一会计把局长给杀了，一审已经被判了死刑。本来杀人偿命也属正常，但是会计却辩称自己是被局长胁迫做假帐，他胆小怕事，只得照做，案发前局长又让他做一笔14万的假帐，还让他找发票"填帐"，他实在没办法，跟局长发生争吵，结果失手杀了人。然而法院的判决既没考虑他的辩词，也没对此做出甄别，所以死刑是判了，但是他说的是真是假，却没有结论。
过了两天，我收到同行转来的卷宗，判决书中对"假帐"、"遭胁迫"的说法都是一笔带过;再看会计的供述，他连局长什么时候叫他做假帐、用什么发票填帐都说的非常清楚，比如某年某月某日局长报销过一部小轿车购置税，局里根本没有这种车，再有某年某月某日局长报销过10多部传真机，但局里一台传真机也没有......这些情况的真假，以现在的条件要查并非难事，可居然就没结论。看过卷宗，已先有了兴趣，报到部门，同事也觉得蹊跷：判死刑不是不可以，但怎么会如此不清不楚？
河南同行后来又告诉我，会计家属打听到消息，法院准备在十一前结案，也就是说会计的生命也就不过2个月。这同行善良、正直，帮着家属着急："你能不能来？"我说我理解会计家属的心情，但是局长毕竟因此丧命，我去也只是去报道案件的疑点，不是替谁喊冤，那已经超过了我的能力。
8月底，我去了河南。刚到酒店住下，会计的内弟小雷就已经等在那里。他的姐姐，也就是会计的妻子不过是个家庭妇女，出了那么大的事，全靠这个在郑州工作的内弟来回地跑。我又把跟同行说的那番话说了一遍，他点头，我知道，我早就跟姐姐说了，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
随后我见了会计的辩护人、一位在河南很有名的律师。他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证明会计当初杀人的确事出有因，从法律角度说，被害人如果存在过错，对被告的量刑多少是会有影响的，不过这些都没被法院采纳。法院的判决书说，会计杀人原因就是"与局长素有矛盾"，有矛盾就会杀人？这种解释依然牵强，而且卷宗里显示，连局长亲属都没想到会是会计杀的人，因为两家关系非常好。
会计与局长家的关系好在随后的西华采访中得到了证实。我先去找局长的儿子，他就在西华法院工作，他不在，就跟他同事闲聊，他同事说所有人都没想到凶手是会计，包括局长儿子自己都惊讶得不得了；后来我又了解到，甚至局长家某人参加考试，都是由会计找人去"替考"的，这种事"素有矛盾"的人大概是不会做的——再退一步，在西华这样的小地方，局长会不用"自己人"当会计？
会计的妻子接受了采访，但是局长一家却拒绝了。我去法院找局长儿子时，他说自己在下乡，一两天回不来，另外他也不想再说什么，让我去找他母亲，如果她愿意接受采访的话。我便去了，因为不知道具体位置，到了地方后我就一家一家地问。这时一栋小楼里走出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倒垃圾，我就问她："以前的老干部局局长家在哪儿您知道么？"她看都没看我，说："不知道。"然后倒了垃圾回到小楼里。
又问了两分钟，终于惊讶地发现，原来那小楼就是局长家，那中年妇女就是局长妻子。我又去敲门，再无声息。旁边邻居老太太说，刚刚还看她进去呢，也帮我叫门，还是没人回应。
然后又去周口法院和检察院，本来这不是件很大的案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说是记者，马上便开始推脱。在检察院，我被公诉科推到宣传部，又从宣传部推回公诉科。好不容易公诉科负责人让我见着了，我刚问被告反映的那些情况有没有查证过，对方马上又让我去找宣传部。而法院最后给我的答复，则是一份我早已在手的判决书。
9月4日，我发了那篇《会计杀局长案内幕调查》，并不因为这案子真的有多大的内幕，从事件本身来说，它真的是很小，疑点也都摆在面上，会计说的是真是假？如果是假，调查后给个结论让他死得明白；如果是真，就衡量他杀人和局长假帐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也可能是死刑，这些家属都能接受，可为什么还会含含糊糊不清不楚？旁人说，局长家为给局长"报仇"，通过各种关系想让案子快判，这个是人之常情，我也理解，但是它却并不能成为疑点存在的理由，既然没人给出解释，我就只能如实反映这些疑点。
稿子发了没两天，局长家属托人跟我取得联系，说我报道不公，只听会计家的一面之词。我说当初是他们没接受采访的。传话的人口气很严厉，那你就能随便写随便报么？我不想纠缠，说："那篇报道里披露的会计的话只是一部分，还有些更确切的，比如局长跟住在某街某巷的某女郎保持特殊关系，该女郎还到会计那里领过钱；此外，还有一位在发廊工作的女子甚至到局长办公室跟他相会，这些情况警方都是了解的，我们报了么？我们不过是就事论事，没有任何意图，您的意思是连这些我们也都去做核实报道？"对方一下哑了。
本来我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没想到一周后稿子的责编郑直告诉我，局长家属给报社发来一封律师函，措辞严厉，指称我报道意图不良，最有趣的是说我不可能在9月2日、3日两天内完成对郑州、周口和西华三地的采访又在4日发稿，"令人无法不怀疑该记者因某种原因未采访就炮制报道"——整篇律师函7个观点，我一一回了6个，就这个我回不了——难道让我去点破他们怀疑我收了会计家的钱才去做的采访？这让我想起采访结束的那个晚上，小雷又来找我。谈话中他忽然拿着我的手机说，你这机器能拍照么？我说不能。他便放下了。片刻后旁人悄悄对我说，小雷说想送我一部可以拍照的手机。我当然是拒绝。传话的人忽然叹了口气说，小雷也就是说说，他也希望你拒绝，他现在哪儿还有钱做这些呢，他怕要是不说，你会觉得他不懂事。听得我一呆。
答复局长家属的信最终还是写了，有义务答复的我都答了，没必要说的一字没提。最后我写了一句话："我们同情局长家属遭遇此事的悲痛心情，但也清楚地知道记者的职责所在。"此信回复后，局长家那边终于平静下来。
国庆节很快到了，没听说会计被执行的事，我一度以为，也许有关部门开始重新查案子了，直到10月底的那个短信。
我并没有见过这个叫李洪山的会计，他一直被关在监狱里。我只见过他辗转带给家人的一封信，他的字很漂亮，内容却是一片沧皇。信里说，上诉的消息他在里面听不到，家人有消息一定要设法通知他，如果改判有望，就给他送去苹果（意即"平安"），如果无望，就给他送去鹅（"恶"），他就会想办法自杀，他在信里说"无论如何我不想被枪毙"。
2004年10月底的某一天，李洪山被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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