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刀侧畔千帆过

死在2004之艾滋孤儿单单- -

      有一段时间单单的死亡几乎让我不敢去想，一想就觉得触摸到了生命的尽头，那种灯熄油尽的凄凉，所以把她放在最后，因为她的离去比其他更颤栗。《死在2004》就此完结。

      ==================================

      艾滋孤儿单单
 
      2003年12月，我在一个与文楼村齐名的"艾滋村"——河南柘城双庙村里采访了10天，那里有一个艾滋病感染者朱进中建的"关爱之家"。双庙是当年卖血的重灾区，3000多人的大村子，已经有300人左右病发死亡，留下很多孤儿。朱进中还没发病，还算"健康"，就把孩子陆续接到自己家里，跟自己的2个孩子住在一起。后来孩子越来越多，我去采访时，已经有53个孤儿住在他家。
 
      在一年前，以个人之力抚养众多艾滋孤儿，凸显的大概不是个人的慈悲或者善良，而是社会现实对解决艾滋病问题的无力。我的开篇报道题为《55个孩子一个爹》，然后每天一个版，记录了55个孩子的55个新年心愿——不要以为这些孩子会要吃要喝，他们连麦当劳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中有17个人的新年心愿是要一套学习辅导书，10个孩子想要一身新衣服，还有15个孩子想要一个新书包——12月4日凌晨5点，零下4度，所有的孩子都起床准备去学校早读，冻得睡不着的我也爬起来，看到一个孩子拎着一个塑料袋，一边跑塑料袋一边拍着他的屁股，里面放着课本和一只铅笔——那就是他的书包。
 
      那次报道大概是报社历史上最感人的一次吧，3天里读者捐出了17万元现金和近10万元物品，很多读者在捐出数额不小的钱时都会叮嘱，这钱是给孩子们做体检用的；后方编辑也多次跟我商量，要我问清楚孩子中是否有感染者。我说送孩子去体检可以，但是就算有孩子是感染者，我也不会在报道里写。同事反对，认为应该如实报道。我说道理是这样，但是做这个报道我们只是想提供帮助，我不在乎得到帮助的是健康还是感染的孩子，我想读者也是这个意思，报道出来对外人有好处有坏处，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就没有任何好处。
 
      争论半天，没有定论。有同事后来笑我"太入戏"，其实不是，每个人感染艾滋病都是隐私，我有什么权利披露孩子感染的情况？谁也不能因为有能力提供帮助，就拥有了窥视一切的权利。
 
      不过我后来还是很认真的问了朱进中，这55个孩子中是否有感染者。他踯躅了半天才跟我点了点头，有，有一个。我心头一震，我采访了55个孩子的每一个，也给他们每个人拍了照片，他们很多人的名字和容貌，我到今天依然清晰地记得，我没有继续下问是因为任何一个答案都让人不轻松，而我并不需要这样的答案。

      如果答案就这么湮没了多好，可是几天以后我就知道了一切。

      55个艾滋孤儿的新年心愿登出来后，无数的读者打来电话，想领养，想接他们来北京过年，等等。把捐款捐物送去河南时，我们找了三名读者代表一起去，阿梅是其中一位，30岁，已婚，还没有孩子。一路上她就在跟我打听星星的情况——星星是55个孩子之一，才5岁，父母双亡，爷爷奶奶无力抚养——阿梅说，在报上一见星星的照片就不由自主地心疼上了，"她那双眼睛大大地看着你，她才5岁啊，怎么就不知道笑呢？"阿梅这次去就是为了星星，她想把星星像自己女儿一样疼爱。
 
      车开了一天，终于到了柘城。第二天早上来到"关爱之家"时，阿梅几乎是第一眼就从孩子堆里认出了星星。星星不说话，这是个很漂亮的小姑娘，但却一直沉默着。阿梅叫了星星几声她都没反应，却还是睁大眼睛看你。阿梅被她看得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
 
      再上车时阿梅一直愣愣地发呆，眼睛很红。我以为她还是为刚才那一幕难过，就劝她。没想到她摇了摇头，说："她还那么小，她怎么那么不幸......"电光火石间，我知道了朱进中说的那惟一的答案。阿梅眼泪婆娑地看着我："刚刚我去找朱进中，说想在方便的时候带星星去北京，她还没见过天安门，没想到朱进中说，孩子身体不好，要治疗，出不了远门。我都傻了，再问，果然......"
 
      后来我跟一同事说起星星感染的事，我几乎有点恼怒地说："你说知道有孩子感染有什么用？能怎么办？"她想想，什么都没说；再后来写关于"救助艾滋孤儿"的报道，我也没提这事。可能是我过敏，读者询问只是出于关心孩子健康的好意，但我还是宁愿他们不知道，比起其他有父母疼爱的孩子，他们已经够不幸了，不幸到8岁的哥哥要学着给5岁的妹妹梳头，不幸到9岁的孩子就去煤矿做工......而我们能给他们的，也许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2004年2月春节过后，我就又去了河南，算是对"关爱之家"做回访。这次我又见到了星星，她还是那么小而柔弱。因为时常发烧，她那时已经回到爷爷家住。对这样的一个孩子，我能做的实在有限，所以在留下200块钱后告辞——如果不是这次去见星星，我就没机会认识单单——出门没走两步，我就看见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孩子高一脚低一脚地朝我走来。你是记者么？我说是，老人的脸让我想起油画《父亲》。
 
      老人没绕弯子，说你能帮助我家单单么？我这才注意到那个小姑娘，很瘦，脸上手上长着冻疮，嘴唇青紫。她的父母跟星星父母一样，都死于艾滋，6岁的她自娘胎里就成了感染者。因为朱进中能力有限，外村的她没住进"关爱之家"，没钱读书，也没钱治疗。我说，我惟一能帮她的就是报道，可能就要公布孩子的照片以及她的真实身份。老人一脸暗淡，我知道我知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后来老人和孩子的叔叔分别写了一张"委托书"，大意是同意某某某使用单单的照片和姓名作为报道之用。我们报纸刚做完救助，短时间内不可能重复操作，我当时想的是，把这个线索提供给其他同行，或者相关慈善机构，怎么都能帮上她。
 
      2004年3月的一天，那天北京刮了很大的风，我给单单叔叔打了个电话，想把联系的情况告诉他们，这是2月见面后第一次跟他们通话。没想到话还没说完，孩子叔叔就说，曾记者你不用忙了，单单已经没了。我整个人如坠冰窖——单单因为感冒高烧不退，家里没钱送医院，就在救助点拿了些药吃，拖了些时日，结果导致呼吸衰竭，殁于3月初。我连她全名叫什么都不知道，她也许连我这个陌生人的脸都没记住。
 
      单单的死让我想起了星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我甚至都不敢给阿梅电话，怕她会告诉我另外一个噩耗。最让人无言的是"关爱之家"，我们送去了17万捐款，央视《新闻调查》播出后送去100万，因为怕专款不专用，都没交给县里，结果县里很快提出接收这些孤儿，这真是一件好事，可县里同时要求"关爱之家"关闭，然后把钱物转交县里......
 
      不说这些了罢，实在有些沉重。今年的艾滋病日，报社没有再专门做报道。虽然这一年，上下对艾滋病疫情的重视远超从前，也有很多成效，可我还是不能释怀。前些日子整理采访材料，发现了单单家人写的那两份《委托书》，安静地夹在采访本里。当时很平静地扫了一眼，把它们扔进了垃圾桶。五分钟后坐下来却发现，心分明在通通地跳。
 
      ——2004年12月21日于北京

- 作者： 刀行天下 2004年12月21日, 星期二 17:20 加入博采